一夫當關
林毅夫、郎咸平是大陸兩位出身台灣的著名經濟學者，兩位的出身背景、學術功力、成名過程、身價形象…少有人比我還瞭解。不過，除了茶餘飯後聊天題材外，我不公開評論兩人，「橋歸橋、路歸路」，不須羨慕阿諛他們，也不必看人眼紅。
林毅夫、郎咸平
郎咸平早期在「新財富」雜誌發表專文，以簡單財務分析批評「德隆系」財務，掀起讓「德隆系」倒閉滅頂的風浪，當時他所使用的分析技術，在台灣是大學生的財管練習題，在大陸卻是絆倒大財團的武功秘笈。
林毅夫更絕，他的傳奇無人比我更清楚。拿到博士學位後，他回到中國大陸做研究，不管是成名的大陸農村經濟發展，或是他引以為傲的中國高速成長論、中國後發優勢、新結構主義經濟學……等「諾貝爾獎級」經濟理論，都是在「路燈下找錢」。我當然清楚他掰這些理論的用意背景，人在江湖，發表阿諛當政者的理論，道義也。
去年八月撰寫「世界經濟已到頂之4」，不得不批評林毅夫著名的「中國高速成長論」。也許這篇文章算是台灣學者對林毅夫提出最嚴苛的評論。
今年以來，林毅夫更紅了，他為維護中國共產黨「統治萬能論」，一「夫」當關，力抗大陸自由派學者，愛黨、愛國行動，表現壯烈，讓人動容。
風水輪流轉，全世界維護中國共產黨統治最力的學者，竟然出身台灣。他挺身幫官員講話、擋子彈，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感。但大陸知識份子不買帳，紛紛對他鳴鼓攻之，我把最近大陸學者批評林毅夫的文章，轉載如下，一起欣賞這歷史洪流的千古奇觀。
林毅夫的獨唱與謬誤
劉勝軍
劉勝軍
在2012年18大之前，中國曾發生一輪關於“向何處去”的激烈爭論，吳敬璉稱之為“兩條改革路線”的論戰。18大特別是18屆3中全會一錘定音：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。隨即18屆4中全會又明確依法治國。至此，爭論基本平息。曾經著有《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》的吳敬璉也長籲一口氣。
然而最近幾年，攜世界銀行榮耀光環歸來的林毅夫屢屢挑起爭論，攪動一池春水，令改革共識有破裂之虞。學術之爭本來無可厚非，但這些爭論卻正中既得利益者的懷抱，令原本就深水區的改革更加面臨不確定性。
已過世的諾獎得主科斯警告說，“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，即缺乏思想市場，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。”經濟學家有分歧本來是常態，但林毅夫的問題要害不在於其觀點本身的對錯，而在於其推理過程的“邏輯缺陷”。如果不講邏輯去迎合某些需求，就已經超出了學者的本份。我們可以容忍不同的觀點，但必須對“違背邏輯的偽學術”零容忍。面對“攪渾認知”的種種奇特邏輯，如果不加以批駁，勢必加劇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風險。
林毅夫的“新結構主義經濟學”的實質乃是“有為政府論”。此論一出，那些對“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”本就心猿意馬的官員立即拿到了理論盾牌。其實，林毅夫這種沉迷于政府積極作為的“有為政府論”屬於一種“路燈謬誤”：丟了錢的人在路燈下尋找，僅僅因為那裡有燈光，而不是因為那裡是丟錢的地方。
一、“有為政府論”的核心觀點
首先需要澄清的是，從來沒有人否認政府存在的意義，即便那些極端自由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政府是“必要之惡”。正如經濟學鼻祖亞當。斯密所描述的，市場經濟雖然靠每個參與者的自利行為驅動，但依然需要政府擔任“守夜人”。因此，任何社會都需要政府來維護法治、公平競爭、私有財產的社會秩序，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。即便《歷史的終結》作者福山也在近期的著作中將“政府、民主、法治”並列為實現社會良序的三大支柱。
但林毅夫的“有為政府論”意不在此。其核心觀點是：1、政府應積極引導產業政策：“在結構變遷過程中，必須有先行者，先行者會有很多外部性，並且在產業技術升級過程中，必須有基礎設施跟制度完善，這不是企業家可以內化於他的決策的，必須有政府的協調。很多私營企業在同一個領域做相關的投資的改善，有的就必須由國家提供。誰願意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？
如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沒有政府積極地跟他配合，他也不會成功”。2、投資拉動有理：“消費當然重要，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準不斷增長，收入水準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準不斷提高，它的前提又是技術不斷創新，產業不斷升級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。這些的前提又是什麼，都是投資。而且統計資料表明，當中國投資拉動被批評最嚴重的那幾年，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來消費增長最快的那幾年。”3、中國經濟成功關鍵靠政府：“中國這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，應該講政府大部分的干預是對的……如果沒有成功的產業政策，每年9.8%、持續35年的快速增長是怎麼來的？你到東莞去看，每個鄉鎮每個專案去看，都是政府積極招商引資來的，招商引資就有產業政策啊”。
正是基於上述邏輯，林毅夫得出了令學界側目的結論和預測：
1、中國經濟仍有高速增長的空間：“中國經濟未來20年仍有年均8%的增長潛力，風景這邊獨好”；2、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週期性的而非結構性的： 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，是週期性的，而不是內部的體制性、機制性的。不要把週期性的問題當做是體制性的問題，這樣可能沒有真正把問題的解決，而且會創造更大的問題”。3、凱恩斯主義：“現在是經濟面臨下行，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。在經濟下行、失業率高的時候，應該把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提上議程，短期內會創造就業，並形成資產，長期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”。
二、林毅夫的獨唱
專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林毅夫並沒有因為其學術光環就得到廣泛支持。相反，即便在他創辦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也不乏張維迎、周其仁這樣的旗幟鮮明的反對者。
張維迎
不僅是學界，即使中央的政策也明確否定了林的政策主張：1、 中央在2013年提出“三期疊加”來解釋經濟增速的下滑，即：增長速度換檔期、結構調整陣痛期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。顯然，中央不僅不認同只是週期性問題，而且明確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。2、中央明確提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“中高速”增長，儘管沒有確切的數字，但顯然不會高於8%；3、“權威人士”在《人民日報》訪談中說，“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，更不可能是V型，而是L型的走勢。我要強調的是，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，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…… 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而不是週期性的……供給側是主要矛盾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、必須作為主攻方向。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，投資擴張只能適度，不能過度，決不可越俎代庖、主次不分。”
三、林毅夫的邏輯謬誤
即便是美國學術界，也是學派林立，學術觀點不同本是常態。哪怕林毅夫作為“芝加哥學派”的門徒，宣導與芝加哥學派不同的學術觀點，亦是學術自由的範疇。但是，一個底線是：不同的學術觀點的推理過程必須符合“邏輯的常識”，如果可以拋開正常的邏輯去炮製一些“學術觀點”，那是學界所難以包容的。
概括而言，林毅夫的邏輯缺陷主要體現在六大方面：
1、偷換概念： 林毅夫指稱，“俄羅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教訓非常慘痛。蘇聯解體後，俄羅斯一批歐美派理論經濟學家在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“休克療法”，包括價格自由化、國有資產私有化、財政穩定化等”。絕大多數學者並不贊同“休克療法”，而是認可漸進改革的益處，但不能因此就把“休克療法”的失敗等同於“市場化改革的失敗”。過程的錯誤不等於方向的錯誤。
林毅夫偷換概念的另一個例證是他關於投資的推理，“消費當然重要，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準不斷增長，收入水準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準不斷提高，它的前提又是技術不斷創新，產業不斷升級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。這些的前提又是什麼，都是投資。”事實上，誰也不會否定投資的必要性，即使美國這麼高度發達的國家其投資率也在20%左右。我們否定的是“過度依賴投資”，過度依賴投資不僅必然對導致投資過度與消費不足的結構性矛盾(產能過剩)，而且最終難逃債務危機的懲罰。
2、脫離實際的簡單歸因：林毅夫認為，“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，由於推崇新自由主義，並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，推進貿易自由化，放鬆資本帳戶管制，實行大規模私有化，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，導致國家經濟嚴重衰退。”拉美國家的確普遍陷入了所謂“拉美陷阱”，但導致拉美陷阱的真是市場化、自由化嗎？非也。例如，中財辦主任劉鶴在對拉美國家進行深入考察後撰文(2006)指出，“拉美教訓的實質是，在過度民主化過程中，政客們的民粹主義立場和態度引起經濟大起大落。這就形成了政治週期與經濟週期的惡性交替，政客與大商業集團在經濟大起大落中獲得巨大利益，而廣大人民群眾 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害。當地學者認為，如果說“拉美病”或者“拉美教訓”，這一點是最根本的。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說的更為透徹：“關於拉美最廣為人信的一個神話是：拉美的落後源於錯誤的經濟自由主義哲學。這樣的自由主義那裡從未存在。那裡存在的是官僚化的、法律多如牛毛的國家，把財富的再分配看得比財富的生產更重要。”
3、不切實際的假設：即使林毅夫主張政府積極產業政策是假定官員擁有良好的初心、足夠的知識和才能，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。張維迎批評說，“在實際操作上，正確有效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難，不論是企業家還是科學家都難當大任。首先，企業家本身隨著時代變化，過去成功的企業家也不是判斷未來的最好人選。其次，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學家組成產業政策委員會，也只能看到某一個領域上的技術變化，而無法像企業家一樣看到人類本身的需要”。事實上，產業政策往往是好心做壞事。例如，2008年金融危機後“振興十大產業”就包括了大量事後來看不該振興的過剩行業：鋼鐵、船舶、石化、紡織、輕工、有色金屬、裝備製造業。各地政府力推的光伏產業是另一個沉重教訓，僅江西賽維一家企業的破產就導致200多億銀行貸款損失。哪些產業應該大力發展，是無法事前預知的(不僅官員，企業家也無法準確預知)，只能由無數個企業家在市場中不斷試錯。如果真如林毅夫所言，中國只要任命馬雲這樣的聰明人擔任發改委主任即可。你信嗎？
4、把負相關說成正相關： 林毅夫聲稱，“中國這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，應該講政府大部分的干預是對的……如果沒有成功的產業政策，每年9.8%、持續35年的快速增長是怎麼來的？”地球人都知道，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政府干預更多，但經濟瀕臨崩潰。1978年之後的中國經濟高增長，顯然是改革開放而非政府干預的結果，且這一過程也就是政府力量不斷收縮、市場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。因此，政府干預不是成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關鍵，“政府干預的不斷減少”才是。
5、只看成本不看收益：林毅夫說，“你到東莞去看，每個鄉鎮每個專案去看，都是政府積極招商引資來的，招商引資就有產業政策啊”。這一觀點與張五常的觀點類似，張五常認為，“中國的縣級競爭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，中國有今天的成就與地方幹部的工作分不開。各個縣好像是一個個企業，縣際之間的競爭好像公司間的激烈競爭，正是這樣的競爭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”。地方政府的GDP錦標賽當然促進了經濟發展，但其成本是失控的腐敗、污染與價格扭曲，繼續這樣的政策無疑會把經濟社會矛盾推向危險境地。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，2013年中央組織部印發《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》明確不再以GDP論英雄。
6、顛倒主次：林毅夫堅持認為經濟增速下滑主要是週期性的因素。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。導致經濟下滑的雖有週期性因素，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結構性缺陷，也因為到達中等收入後的成本上升壓力。我們不妨假定，如果沒有發生2008年金融危機，中國經濟繼續按照10%左右的高速前進，會發生什麼？結果一定是環境污染、腐敗、債務、產能過剩等矛盾比今天更加嚴峻！吳敬璉先生在2012年警告說“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”，導致瀕臨矛盾臨界點的顯然不是次貸危機，而是粗放的增長方式。
四、政府應該做什麼？
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分水嶺，它使得中國粗放增長模式在主觀和客觀上都變得難以持續。在1978－2008年這30年期間，我們幸運地摘取了“低垂的果實”，甚至靠“招商引資、投資驅動”實現了“依靠蠻力的增長”。在後危機時代，不僅因為發達國家經濟的低迷，更重要的是因為國內越來越突出的污染、債務、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，中國經濟必須走向“精明的增長”，這正是經濟轉型的主要內涵。
所謂“精明的增長”是指主要依靠創新而非資源的投入來實現增長。要完成這一轉變並不容易，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，在1960年全球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，到2008 只有13個 年通過“精明的增長”成為高收入經濟體。
著名學者威廉。鮑莫爾(WilliamJ. Baumol)等人在《好的資本主義、壞的資本主義》一書中深刻指出，要實現精明的增長關鍵靠企業家，而培養企業家型經濟需要四大關鍵制度要素：1、有利於創業的制度環境：創辦一個企業必須是相對容易的，沒有費錢費時的官僚審批制度；放棄一個失敗的企業也必須不那麼困難；要降低創業難度，離不開高效率的金融市場、靈活的勞動力市場；2、給企業家相應的激勵：這需要法治，尤其是對財產權的保護；3、不能鼓勵尋租等“非生產性”行為；4、必須保證獲勝的企業家和大型成熟企業具有持續創新和發展的動力：這需要破除壟斷和開放型經濟。
因此，中國要實現創新型的可持續增長，政府真正需要關心的不是產業政策，而是通過深化改革建立法治、更低稅負、更少管制的市場經濟。至於哪些產業會成為推動創新的明日之星，還是交給市場去發揮決定性作用吧，“讓上帝的歸上帝、讓凱撒的歸凱撒”。政府在產業政策上“越位”，而在改革上“缺位”，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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